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格局 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

 

　　专家表示，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开放型经济迈上新台阶

 

　　中欧班列跑出“加速度”。7月10日，一列开往德国杜伊斯堡的列车从武汉吴家山站驶出。这是今年以来全国累计开行的第1万列中欧班列，“破万列”时间较去年提前19天。

 

　　外贸进出口再创新高。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4.83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月度增速连续4个月保持在5%以上。上半年，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东北地区等多个区域多个省份外贸规模创下新高，西部地区外贸增速位居四大板块之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从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起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渐由沿海延伸至沿边、沿江和内陆地区，区域布局不断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深入实施，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不断推进，我国开放型经济迈上新台阶，开放质量实现新提升，开放平台取得新突破。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贾若祥表示，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我国正在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尤其是沿边地区由原来的开放“边缘”变成开放“前沿”，内陆地区也在积极推进开放高地建设，为我国从更大范围、更广领域统筹资源和市场开拓了新空间，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加快塑造。

 

　　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

 

　　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22个自贸试验区实际使用外资1039.6亿元，进出口总额4.1万亿元，以不到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实现了占全国20.8%的外商投资和19.5%的进出口。

 

　　2013年以来，我国分7批设立了22个自贸试验区，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自贸试验区自设立以来，坚持大胆试、大胆闯，推出了一大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形成了许多标志性、引领性制度创新成果，目前国家层面已累计复制推广349项制度创新成果，有效发挥了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的示范引领作用。去年，我国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北京等5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目前，首批有条件的自贸试验区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试点措施已全面落地，上海自贸试验区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总体方案正在加快实施。

 

　　《决定》提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

 

　　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朱冰表示，要在十年建设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自贸试验区建设质量，强化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功能，更好发挥基层首创精神，更加注重改革系统集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积累新经验。

 

　　据介绍，下一步，商务部将推动自贸试验区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先行先试和集成探索。加强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提升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功能。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的综合性文件，将集中推出一批引领性、集成性改革举措。深入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在重点领域开放方面，将深入研究依托自贸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等对外开放，以外商投资准入和跨境服务贸易两张负面清单为重要抓手，推动相关服务领域的率先开放。

 

　　此外，加强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动能。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进一步深化差别化探索，充分发挥产业基础好、集聚度高、创新力强的优势，围绕大宗商品、生物医药、装备制造、海洋经济等重点领域，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争取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形成更多制度化的创新成果。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要立足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深度融合、两类规则有效对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副主任杨长湧认为，这就要求在相关体制机制改革中加强统筹谋划，将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更好结合起来。既要发挥各地比较优势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又要推动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发挥开放前沿的辐射带动作用。

 

　　贾若祥认为，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要优化我国开放平台功能和布局，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级新区、国家级经开区、国家级高新区等各级各类功能性平台，加快形成多极点支撑、多层次联动、网络化发展的区域开放平台；要畅通开放通道，加快推进国内大通道与对外开放大通道的有机衔接，为货物贸易、人员往来提供便捷支撑；要优化开放环境，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更好服务和支撑新发展格局。

 

　　“沿海由于独特的区位、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在开放方面的先发优势，是区域开放的‘领头羊’。沿江、沿边、内陆开放由于起步较晚，在开放平台、开放通道、开放环境上与沿海地区有着较大的差距，优化区域开放布局，要聚焦高水平开放的要求，将锻长板和补短板结合起来，推进形成与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相一致、与不同区域发展实际相适应的区域开放布局。”贾若祥说。

 

　　杨长湧表示，我国不同区域开放的基础条件和比较优势存在明显差异，要以此为基础来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比如，沿海地区开放起步早，重点要巩固开放先导地位，在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方面取得更大突破，增强示范引领作用。内陆地区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较大，重点要强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腹地功能，形成若干支撑保障能力强的通道枢纽和要素集聚能力强的开放平台。沿边地区开放则要着重发挥好内引外联作用，对内增强辐射，对外加强联通。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如何看待区域协调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贾若祥认为，高水平的区域协调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互促互进的，高水平的区域协调能够为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而高水平的区域开放又有利于促进高水平的区域协调，两者共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扎实支撑。（记者 熊丽）

 

　　转自：经济日报